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下称《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涉外合同的准据法确定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意思自治优先，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但该选择不得违背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及社会公共利益。

二是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当事人未作选择时，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此外，该法第四十二条至第五十条分别对劳动合同、侵权、知识产权等特殊涉外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作出专门规定。实践中，因不同法域法律规定存在差异，法律选择可能直接导致不同裁判结果，因此，在审理涉外商事案件时，应先识别法律关系，再依法确定应适用的准据法。

我国关于外国法查明责任的规定经历了从“当事人为主”到“法院与当事人分工协作”的演变。

2011年《法律适用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该条文在立法层面正式确立了法院、仲裁机构、行政机关与当事人均为查明主体，并根据法律选择来源划分责任：

当事人合意选择外国法的，由当事人负责提供；

依法定冲突规范应适用外国法的，由法院依职权查明。

该责任划分模式在近年司法实践中已成为主流，既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也强化法院在必要时的查明职责。

我国外国法查明机制逐步从零散列举走向体系化、平台化，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多层次支持。

早期规范如1988年《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仅列举了五种查明途径。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后，相关规范首次将“法律查明服务机构”列为独立查明途径。2019年，“域外法查明平台”上线，整合了西南政法大学、蓝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中国政法大学等多家专业机构的资源，形成全国统一的查明支持体系。

2023年《关于适用〈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称《解释（二）》）进一步系统化地规定了七种查明途径，并强调：

1. 法院不得仅因当事人未协助提供就认定“外国法无法查明”；

2. 应通过多种途径补充查明内容不明确、不充分的情形；

3. 强化法院在查明过程中的合理努力义务，避免简单以“无法查明”为由回归中国法。

“当事人提供”是实践中最为常见的外国法查明方式。当事人可通过国内外法律专家、专业查明机构、使领馆、法律数据库等渠道获取外国法内容，并以法律意见书、条文译本、判例摘要等形式提交法庭。

在相关案例中，法院通常会对当事人提交材料的来源、完整性、真实性及相关性进行审查。例如，在涉港商事案件中，经公证的香港律师法律意见书、香港政府网站公布的法律条文等，常被法院采纳为认定香港法的依据。只要材料来源可靠、内容清晰、与案件争议相关，法院一般予以认可。

查明外国法后，如何审查并正确适用是审判实践的关键环节。根据《解释（二）》第八条，法院应听取当事人对外国法内容及其理解的意见，区分以下情形处理：

当事人无异议：法院可以确认，但仍保留审查权，尤其当内容明显存疑或涉及强制性规范时；

当事人有异议：应说明理由。理由合理的，法院可通过补充查明或要求补充材料解决；经补充后仍有争议的，应综合全案分析认定，不得仅因异议存在就认定无法查明；

已有生效判决查明：在先生效裁判已查明的外国法，后续案件可参照使用，但须经当事人辩论，并允许提出该法已修改或废止的反证。

外国法的准确查明与适用，是涉外商事审判专业化和国际化的重要体现，也直接关系到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对当事人而言，在缔约阶段即应重视法律选择条款，结合交易背景合理约定准据法。进入争议解决程序后，如约定或判定适用外国法，应积极通过专业渠道获取法律内容，协助法庭准确理解与适用。对法院而言，应依法充分运用各类查明途径，主动履行查明职责。在审理中应保障当事人就外国法内容发表意见、进行辩论的诉讼权利，通过程序公正与实体审查相结合，实现外国法在具体案件中的正确适用。

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推进，我国涉外审判面临更多新类型、跨法域的法律争议，持续完善外国法查明与适用机制，增强审判的国际竞争力与制度吸引力，是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司法保障，也是提升我国在全球商事纠纷解决体系中影响力的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