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接受当事人家属委托并了解大致情况后，第一时间与嫌疑人陈某进行了会见。根据陈某的陈述，公安机关在对其数次讯问时，主要围绕项目本身是否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及是否存在以所谓软件“维护费”的名义代收其他三名合伙人合计6万元现金的事实这两个方向展开。基于此，辩护工作也当从这两方向着手。会见结束后，根据嫌疑人陈某凭记忆提供的电话号码，辩护人经过斟酌后毅然决定联系该项目的设备和软件供应商核实案情并进行电话录音以护辩护人自身安全。在得到该项目本身不存在虚构，设备已经交付，项目已经运营的证言印证后，辩护人决定将突破口定在所谓“维护费用”6万元现金的支付上。作为均系85后的年轻人，网络和电子支付应当是首选支付手段，而三名合伙人为何会选择现金交付，且是直接交付给嫌疑人而不是关联第三方？显然这不符合经验法则。另外，针对嫌疑人出具的借条问题，虽然第一次会见时辩护人已经询问过借条真伪以及出具的原因，但对于26万这个金额的具体来源和构成尚不明晰，遂决定再次会见嫌疑人以期详察，而此时已值辩护人申请对嫌疑人陈某变更强制措施未果，案件已送至检察院进入报捕阶段。时不我待，辩护人紧急第二次会见。一如初见，嫌疑人不断陈述其只是碍于同学死缠烂打以及设备和软件供货商确系其介绍，才勉强同意承担亏损并出具26万借条，但坚决否认其以所谓“维护费”的名义代收6万元现金之情状。依据累积多年的办案经验和提前拟定的会见提纲，当辩护人追问借条金额为何是26万而不是36万、46万的时候，嫌疑人冒出一句足以拯救他一生的言语：这是他们根据成本进行均摊计算而来；辩护人随即继续为其“助产”，追问其如何知道系根据成本计算得来，总成本又是多少？嫌疑人左思右想后回答说，记得好像有次在办公室看到合伙人李某曾在电脑上制作过一个有关成本的表格，其只是匆匆一瞥，因为当时约定其只提供技术支持，故并未予以关注。

辩护人的耐心“助产”，嫌疑人的这匆匆一瞥，却是其关键的救命稻草。辩护人随即起草了《不予批捕申请书》，并申请检察院要求公安机关调取办公室李某使用的电脑以及李某的微信等聊天和文件传送记录。后据检察官所叙，办公室电脑中的成本表格已被删除，但有两位合伙人之间的微信依然保存有成本核算表的传送记录，其金额刚好对应嫌疑人陈某所出具借条金额26万元的四倍。至此，该案这一关键证据足以证明所谓6万元现金的给付纯属子虚乌有。检察院基于查实的证据，依法未予批捕嫌疑人，公安机关只得对陈某进行取保候审。后经过辩护人近一年的多次交涉，公安机关最终于2025年8月撤销该起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