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至12月间，在H某的召集下，W某（我方当事人）与同村他人一同先后三次前往村内某处，使用铁锹、手电筒等工具盗掘古墓葬，窃得古墓葬内三件文物。经鉴定，涉案三处盗掘地点均为古墓葬遗址，窃得文物中包含二级文物及一般文物。案发后，公安机关以盗掘古墓葬罪对W某刑事拘留。

接受家属委托后，辩护团队凭借专业办案能力与精细化辩护工作，不仅为当事人W某成功打掉“多次盗掘古墓葬”这一法定加重情节，同时在案件存在“盗窃珍贵文物”另一法定加重情节的情况下，通过论证当事人W某的从犯地位，将刑期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刑区间成功降格，争取到缓刑结果。最终法院判决，W某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W某被刑事拘留后，家属第一时间委托江苏石城律师事务所宋珈律师、皮梦清律师。辩护团队迅速介入案件，从侦查阶段到审判阶段全程深耕细节。这起案件事实清晰，但核心难点在于盗掘古墓葬罪加重情节的认定，将直接决定法定刑期是否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乃至无期徒刑，也是本案辩护的关键所在。

“多次盗掘”是盗掘古墓葬罪的法定刑升格条件，一旦被认定，当事人将面临十年以上重刑。通过检索类案裁判规则及学术观点，辩护人认为，尽管当事人的确先后实施了三次盗掘行为，但这三次盗掘行为是基于同一个犯意，连续多天在同一墓葬的相近地点连续实施，不应认定为“多次盗掘”。

辩护人主张，“多次盗掘”的认定标准，不应仅以时间间隔作形式化判断，而应结合案件事实进行实质审查。综合当事人主观犯意的同一性、行为的连续性、涉案墓葬价值的一致性，以及整体行为实际危害程度较低等理由，辩护人论证当事人W某是基于同一犯意，在同一古墓葬本体周边一定范围内实施连续盗掘，不应认定为“多次盗掘”，该辩护观点也得到办案机关的认可并采纳。

即使本案没有认定“多次盗掘”的加重情节，但仍存在“盗窃珍贵文物”另一加重情节，法定刑依旧处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区间。辩护人认为，盗掘古墓葬罪适用法定刑升格，应当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不能仅以客观上挖掘出珍贵文物就直接升格量刑，否则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辩护人结合当事人W某的认知水平、涉案墓葬周边环境，以及当地农民存在“挖宝”认知误区等实际情况，论证其仅是出于好奇参与挖宝，主观上难以认知到挖掘行为的违法性，更无法预见所挖文物的珍贵性，与明知是珍贵文物而故意盗掘的情形有着本质区别，其主观恶性远低于“能挖什么是什么、挖多少算多少”的概括故意。若仅以客观上挖出珍贵文物，就直接适用十年以上重刑，明显量刑畸重。该辩护意见最终得到办案机关认可，为后续量刑下调提供了核心法理支撑。

当事人W某在刚被羁押至看守所时，情绪极度紧张。作为一名老实本分的普通农民，他对刑事犯罪一无所知，起初因恐慌未能如实供述，一度陷入不利的被动处境。辩护人在侦查阶段多次会见当事人W某，耐心进行法律辅导，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其讲解盗掘古墓葬罪的法律规定、量刑标准，并结合其所述案件事实，对其进行讯问辅导。后续接受讯问时，当事人W某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办案机关完整还原事情经过，并清晰陈述自己是被他人纠集、仅辅助参与的角色作用。在刑事拘留30天期满后，当事人成功获取保候审，为后续争取缓刑打下基础。

进入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在全面阅卷后，仔细梳理了案件各个关键环节，从犯意提起、工具准备、地点选择、挖掘指挥、文物搜寻，到后续文物保管、处置及利益分配，当事人W某全程均处于被动参与者地位，仅提供辅助性劳动，既没有主导决策，也没有分得实质违法收益，且涉案文物已全部追回，未造成文物损毁。辩护人据此充分论证，当事人W某依法应认定为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其量刑区间可降至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具备适用缓刑的可能性。辩护人向检察机关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并与承办检察官当面沟通，充分阐述辩护观点。经沟通论证，检察机关采纳辩护意见，同意出具缓刑量刑建议。当事人在辩护人的见证下，顺利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续审判阶段，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对W某作出缓刑判决。

盗掘古墓葬罪关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一旦碰触法定加重情节，量刑跨度极大，因此，每一个案件细节都可能决定当事人的命运走向。本案之所以能取得显著辩护成效，一方面得益于辩护团队对证据细节的极致核查、对法律条文的精准解读、对法理精神的深刻把握，以及与办案机关有效沟通；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办案单位兼具法治担当与人文关怀，始终秉持审慎负责的办案态度，在依法办案的基础上兼顾法理与情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我们始终坚信，每一起案件都应坚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每一个当事人都应获得公平公正的审判。唯有深耕案件证据细节、坚守法理精神，才能找准辩护突破口，为当事人争取最优辩护结果，既守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捍卫法律的公平与正义。